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兼容并蓄、与时俱进，是世界上唯一不曾间断的、历久弥新的、持续发展的伟大文明。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宝贵财富，既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这使得中国古代服饰保持与世界其他服饰文化较远的距离，以“自我”为核心，在一定程度对外吸收借鉴的同时，沿着自己的方向独立发展，自始至终保持着与众不同的风格和品味。

　　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属季风性气候类型，春夏秋冬四季更替。这使得中国传统服装形成了前开前合、多层着装的穿着方式，和“交领右衽”和“直领对襟”的衣襟结构。“交领右衽”是指衣襟作“y”字形重叠相掩，“直领对襟”是指衣襟为直线，竖垂于胸前。两者组合在一起，具有闭合性好、穿脱方便、富有层次等优点。人们可以通过服装的叠加与递减，实现对身体温度的调节。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长江流域的水系、土地、气候等自然环境，为华夏祖先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农业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和生活资料自给自足的特点，培养了中华民族乐天知命、追求和谐的民族性格。由农耕生活发展而来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使中国古代服饰具有师法自然、人随天道的品格特点。

　　中国先民通过服装的色彩、纹样、造型等要素与天时、地理、人事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在心理上形成“天人感应”的意识。这促成中国古代服饰追求外在形象与内在精神、形式之美与内容之善的协调与统一，也使得中国古代服饰不仅具有珠玉璀璨、文采缤纷的外在之美，还具有表德劝善、文以载道的深厚文化内涵。同时，中国先民通过“四季花”与“节令物”等应景饰品进行情景模拟，构建出一幅生动和谐、时节有序、内外融合的生活图景，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浪漫情怀和文化智慧，也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在文化演进过程中主动积极的参与意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改变了“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的局面，并以“六王毕，四海一”的政治决心，推行“书同文，车同轨，兼收六国车旗服御”等措施，建立起一套标准的中央集权式律令和官僚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融合。自此以后，整个帝制时代的中国历史发展都有赖于文武分职、等级严密的政治体系，并延续了两千多年，由此而产生的复杂社会组织系统、血缘脉络和礼仪教化，最终演变成缜密、系统、严格的等级秩序。每逢祭祀等重大仪式，皇帝都会亲自主持。国家仪式的举行强调帝王的威严，宣告帝王对于维护国家甚至天地秩序的重要性。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在前代积淀的服饰礼仪基础上形成系统化的“六冕、四弁、六服”制度。周王的服装从制丝、染色、缝制，再到最终的穿用，要经过20多道严格的管理程序。

　　汉代是礼仪服装制度化的起始点，十八种冠帽和佩绶标识了穿着者的身份和等级。到了唐代，服色制度取代了冠帽识别方式。此时的服装分成两类：一类是继承了中原文明传统的汉式冠冕衣裳，用作祭服、朝服和较朝服更简化的公服；另一类则吸取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使用便捷、实用的幞头、圆领缺骻袍和乌皮靴，用作平日的常服。隋唐以后，公服和常服也纳入了服饰制度的范围。汉族传统服制和吸收游牧民族服饰部分特点的“双轨制”，适应了传统社会礼仪等级制度和日常实用的需要。

　　明代官服开创“补子”制度，以“禽、兽”纹样识别身份。直至清代，服饰的礼仪制度达到缜密繁缛的程度。可以说，中国古代服饰礼仪制度，将处于社会中的人井然有序地安置在由冕旒、纹章、绶带等制度交织而成的礼仪等级中。人们根据自己的身份和穿用的场合选择对应的服饰。服装表现了在中国古代等级社会中，人们之间相互协调与制约的复杂关系，体现了中国古人升降周旋、揖让进退与“唯礼是尚”的高度智慧和理想追求。

　　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丝绸的输出与传播，为中华文明赢得了世界声誉。通过车马人力开辟的“丝绸之路”，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世界堪称奇迹。依附于纺织材料的是刺绣技艺。原始社会时，人们用文身、文面等方式装饰自身，后人则用针线反复穿绕面料形成精巧绚丽的纹样。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弓魚（左弓右魚合文）伯墓发现了锁绣辫子股刺绣残痕。至战国时，刺绣工艺日趋完善,湖南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了很多有满地刺绣的精美纺织品和服装。制作成匹满地花纹的绣品，不仅需要长年累月的技艺积淀，而且需要极高的艺术悟性和创作毅力。至汉代，刺绣技艺开始融入艺术图案。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出土纹样题材以变体云纹为主，也有由龙头、凤头与变体云纹连成一体的云中龙、凤，还有变体燕子纹、植物纹、茱萸纹、几何方棋纹等。

　　从文献记载和物质文化遗存中可以看到，自新石器时期以来，古代中国和域外在各历史阶段都有着广泛的交流。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以中原地区汉民族服饰为主体，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吸收北方民族服饰的形式补充融合而来的。交领与圆领、衿带与纽扣、深衣与缺骻袍、冕旒与幞头、大带与銙带、舄与乌皮靴……正是这些分别隶属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服饰特征相容并蓄、交相使用，才成就了辉煌、璀璨的中国古代服饰文明，这也为揭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技术和各民族间的交流史，提供了详实而宝贵的资料。

　　除了纺织、刺绣等技艺，更令人称道的是华夏先民对于服装裁剪技术的全面掌握与高超运用。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素纱棉袍，其腰部和背部各有一处省道结构，合乎人体特征和运动规律，它比起西方中世纪末期（13—14世纪）才开始使用的省道技术，领先了1500余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的袖窿造型，与今天西装袖的造型极其相似，这说明中国古人在汉代就已经掌握了高超的人体三维包装技术。

　　战国时期，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标志，华夏服装经历了史上第一次大变革。为了穿着便捷，中国古人将上衣下裳的二部式服装上下缝合，改制成上下连属制的一体式深衣。衣裳相连的深衣成为此次变革的标志成果。受儒家文化浸染，深衣形态具有规、矩、绳、权、衡的文化象征。

　　深衣上下分裁的衣裳连属形制，在唐宋时期为下摆加襕的襕衫所继承。出于方便活动考虑，中国古人在袍服后部或两侧开衩，时称缺胯袍。宋明时期道袍的内外摆沿袭了此种结构。出于骑射的需要，元代还创造了在腰部横断，下裳施加褶裥的裙袍一体式服装，史称辫线袍。辫线袍上身紧窄合体，下摆宽松，腰间密褶，整体外观呈现出松紧有致、疏密相间的节奏感，这种形制与游牧民族的马背生活相统一，既保持了服装外观的端庄，又赋予了服装机能性。尽管明朝政府曾下诏：“衣冠如唐制”，试图恢复汉族服饰式样，但元人的袍裙式结构不仅没有随着朝代更替而被淘汰，反而对后世服装式样，如曳撒、旋子、程子衣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清代，辫线袍演变成上衣下裳的袍裙式结构的皇帝朝袍。它从最初产生于实用功能的需要，在被符号化定型之后，最终成为一种附加于服饰之上的文化象征。

　　二十世纪后，随着西方文明的传播与扩张，西方服装体系成为世界服饰潮流的主宰者。无论我们接受与否，在人类服装的“国际化”时代，那些经历数千年积累的中华传统服饰文明，正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慢慢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但在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的今天，对于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不仅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归属感，还能够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古代服饰文明作为中国宝贵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内涵与外延，使其服务于今人。

　　贾玺增，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流行色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博物馆协会服装专业委员会理事委员，全国考办艺术类专业规范和审定专家，国家精品课程《中国服装史》主讲教师。兼任《服装设计师》编委、《东华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曾获2016年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9年北京市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2019年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优秀教师奖。

　　主持完成中国社会科学艺术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首服史研究”（2007—2010），作为主要成员完成“中国古代服装结构研究”（2009—2013）和教育部“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职业服装设计规划与研究”（2008—2013），主持完成清华大学柒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基金项目“南京织金锦传承与制作技艺研究”（2012—2016）、清华大学人文振兴基金项目“四季花与节令物”（2012—2016）、清华大学人文振兴基金项目“织金锦与金缕衣：中国古代纺织品饰金研究”（2012—2016）。

　　出版《中外服装史》（教育部“十三五”规划教材、国家级精品课程教材）、《中国服装史》（教育部“十三五”规划教材、国家级精品课程教材）、《四季花与节令物——中国古人头上的一年风景》《粉黛罗裳——中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中国最美服装》《中国最美首饰》《中国服饰艺术史》（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在《装饰》《紫禁城》《敦煌研究》《美术观察》《服装设计师》《中国服装》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